EPMA推 ：清洁发展机制的协同效应与额外性

气候政策的协同效应研究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清洁发展机制（CDM）作为京都三机制之一，创新性地将工业化缔约方国家减排责任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进行了衔接。那么，CDM在碳减排的同时是否会带来其他污染物减排的协同效应，以及这种减排是否是在当地本来发展趋势外产生的额外减排（额外性）？基于此，Zhang和Wang发表于JEEM的 章Co-benefits and additionality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 empirical analysis对中国CDM项目的协同效应及其额外性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

CDM是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建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机制。它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由工业化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而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则算作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CDM项目必须满足：（1）获得项目涉及到的所有成员国的正式批准；（2）促进项目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3）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产生实在的、可测量的、长期的效益。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还必须是任何“无此CDM项目”条件下产生的减排量的额外部分。

CDM机制有两大困境：一是额外性问题。由于对发展中国家没有排放上限，因此CDM的有用性取决于拟议项目是否会在没有该项目的情况下发生。但是由于缺少额外性的严格标准，可能导致一些项目会获得额外信用额（CERs）。最极端的情况是本来就会兴建的项目却被错误登记为CDM项目。一旦额外性有损，则信用额购买者增加的碳排量难以完全抵消CDM项目的实际减排量，从而危及全球碳交易体系的有效性。二是协同效应问题。CDM项目在降低东道国温室气体的同时也可能降低其他大气污染物（如SO2）。这种所谓的协同效应也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碳定价机制使得工业化国家对此兴趣有限。（其他污染物并未被定价）

该研究重点关注SO2排放的协同效应。SO2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化石燃料的使用密切相关，对这两种污染物的单独分析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分析框架。更重要的是，由于无法广泛获得温室气体数据，因此SO2可能有助于推断温室气体排放量。基本原理是，如果化石燃料发电被可再生能源替代，那么CO2和SO2的排放量都将减少。如果没有观察到SO2排放量的变化，那么CDM减少CO2的功效将受到质疑。此外，该研究的额外性评估是基于存在协同效应的假设。因此，对于那些不减少SO2排放的项目，无法评估其额外性。

工程模型的结果表明，使用全国数据，在电 水平，减排一吨CO2将带来SO2减排0.0076吨的协同效应；而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却与工程模型的预测相矛盾，表明CDM对SO2排放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结果为假设提供了支持，即某些CDM项目本来就会发生。此外，模型也为EKC曲线提供了一些佐证。实证结果支持了SO2排放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但不是精确的倒U形，因为三次项的系数显著不为零（即至少存在一个极大值和极小值）。相反，引入平滑函数的半参数模型结果表明，可以通过N形曲线更好地描述污染与收入的关系。

原 信息：Zhang, J., & Wang, C. (2011). Co-benefits and additionality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62(2), 140-154.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olicy Analysis为南京大学环境学院下属研究中心，研究关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能源环境政策的作用机理以及其社会经济效果。这是EMPA第289篇推 。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 ”下载原 。查看以往推 ，请关注微信 ，并点击“查看历史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