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德豪斯：在政策成本与社会损失间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均衡

【诺奖观察】之三

诺德豪斯：在政策成本与社会损失间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均衡

整理/吴雨晨

2015年5月27日

一、 回顾自然科学

二、 建立经济模型

章提出，为了计算温室效应及其相关对策的收益与损失，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建立温室效应造成的损失函数（Greenhouse Damage Function），把因为气温上升造成的农作物产量变动、海平面上升等现象引起的经济损失体现出来；二是建立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成本函数（Abatement Cost Function）,将转换能源结构、替代含氟氯烃、植树造林等减排措施所需的资金投入纳入模型之中。评估减排政策时，将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而避免的损失，减去为减排付出的成本，就是政策带来的净收益；一个最优化的政策，能够最大化这个净收益。如图1：横轴代表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减排比例越低，温室效应越严重，将会产生递增的边际损失（Marginal Damage）；而采取减排措施在避免温室效应损失（可看作递减的边际收益）的同时，需要付出递增的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为了确定最优的减排比例，需要满足边际相等原则，即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损害（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E代表了最佳的减排力度。实现点E代表的减排比例需要投入B区域的成本，避免B+C的温室效应损失，实现最大化的净收益C。

三、估计成本收益

将估计得到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损失曲线体现在图2中，通过其交点即可确定最优的减排比例。

四、选择最优政策

由于不能确定温室效应究竟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多大比例的损失，时间偏好率的大小也存在变数，估计得到的气候变暖边际损失变动范围很大。在不同的估计值下，最优的减排比率差异也相当大。如表1所示，当每年的经济损失只占GNP的0.25%，时间偏好因子为1%时，几乎不需要减排；而若经济损失比例高达2%，且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水平更为看重时（时间偏好率为0），最优政策需要对当前排放水平削减约三分之一。比较中庸的估计值则显示最优减排比例为11%，这也是边际减排成本转向急剧上升的临界点。

1) 无论是国民经济还是全球气候，都存在复杂的波动，假定其均匀变动有些不妥。

4) 使用经济损失（国民总收入下降）代表温室效应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害是片面的。有许多未被市场完全反映的损失还需要设法纳入模型。（如生活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损失等）

5) 中也没有考虑减排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如果微观个体的风险规避和学习行为削弱了实际的减排比例，则会导致政策成本的上升和收益的下降。

参考 献：William D. Nordhaus. To Slow or Not to Slow: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J].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1, No.407 (Jul. 1991), pp. 920-937.